许嘉璐:加快管理中国化的一项战略任务

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召开第二届中国企业管理大会，这次大会突出研究在新体制条件下，如何推动管理兴企兴教的问题，我认为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也是中国管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今天，看到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规模之大、层次之高、精英之多，我特别高兴。
　　第一，没有料到今天的气氛这么热烈，这么多获奖者参加大会，我想首先应该对大会的召开，对这次到会和没有到会的获奖者，表示衷心的祝贺！
　　第二，没有想到给我充足的时间来做这次主题报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阐述我的思考：今后中国管理科学的道路应该怎么走？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魂和精神是什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在现在的各种会议、论坛多得不得了的情况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为什么还要召开这样一个会？我想这不是凑热闹，而是要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变革；而且这次会有实在的内容，这就是发布管理本土化的新成果，表彰一批企业管理科学和高校管理方面的精英。会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开创了校企人才互派，向企业下派知识经理的工作。
　　当今我们社会弥漫着浮躁之风，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者，整天开会，不可能做深入的研究，有热而无冷。这种热是短暂的。我们应该冷下来，冷是静下来、学习、深入地思考、总结实践的经验。这个会是在首届会议以来一年多做了大量工作之后开的，希望它在开会如潮的局面中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我在去年的首届大会上提出希望，希望广大管理工作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建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多出管理人才和管理成果。在这一年里，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牵头，组织企业界、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由100所高校和几十家企业参加的案例库建设的第一期工程。这个研究工程有三个方面：第一，派专家组对十家案例企业进行研究，完成了管理品牌的提升；第二，组织全国100家高校的300多名教授完成100所高校案例库的资源共享，让《管理案例库教程》成为这些高校的配套教材；第三，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解决校企深层次结合问题，建立校企人才互派向企业下派知识经理的制度。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管理的变革和创新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看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非常高兴。在这里，我对取得成果和获奖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今天要进行表彰和隆重的颁奖仪式，这是对管理成果、管理知识和管理人才的尊重和肯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既定的一项国策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我们管理界如何把这一伟大的目标与中国管理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创我国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的新局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和研究课题。为此，我讲以下三点意见：
　　加快中国管理变革的必然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阶段性目标。怎样把这一伟大目标和管理变革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开创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的新局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管理变革。“小康”一说自古有之。“小康”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小平同志把小康社会概括为“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这样一句简单明了又通俗的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把“不”字去掉，就是“富裕而好过”。具体分析起来，它包括了四个内容。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翻两番。 第二，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更加完善。第三，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的素质全面提高。第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四个内容包含了什么呢？一是物质建设；二是制度建设；三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又渗透在四个方面内容里。可持续能力的增强在今天就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的落实。一个企业、单位，如果以物为本的话，就不可能持续发展，就要停滞下来，要倒退。多年的经验证明，发展的速度不难实现，但是发展的速度和增长的质量、效益，以及和人的发展、市场的供需之间，要达到真正的和谐相应，做起来很难。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就是各个层次上的管理还没有做到全部科学化。所谓管理科学化，有三个层次。
　　第一，要从全方位的视野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宏观管理的科学化要有准确的预警，就要有预先的估计。预先的估计来自于过去与现在的状况的分析，关键是见微知著，把握规律，出现了某种现象，可以据以推导。但是预警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准确过。世界石油期货价格上探60美元，对于中国的油料价格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我的企业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有规律。掌握了规律，根据纽约的价格起伏，可以对自己的企业有一个预估。根据世界局部战争的形式，俄国国内政治动态，墨西哥油田的情况，可以预估未来石油价格。当然，有的我们估不到，比如这次油价飙升，就是投机炒作的结果。投机者幕后策划我们不知道，不能预估。但是根据OPEC以及OPEC以外国家的需求情况的了解，就知道有多少泡沫。泡沫总要破灭，你就会估计最后要回到什么价位上，需要多长周期。而中国订了期货之后，这些高价油运到中国来，是有滞后效应的。滞后的效应有多长时间？那时候的油价是多少？不烧油的企业会受到多少影响？例如油价一涨，汽车费用就涨，产品成本就要升高。这就是预警。出现了预警当中的某一种情况，有没有应变的方案？有预定方案，能不能按预定方案实施，取得预期效果？这就是宏观调控能力。中观管理指本行业、本企业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行业协会有没有真正起到作用？恐怕远远不够。行业自律还没有应有的权威性。对于这一行业里企业的引导力度还不够。至于微观，就是根据宏观与中观的研究与管理，针对具体情况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恐怕管理科学要研究的是这三个层面，所谓科学化也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我们国家宏观、中观、微观管理的科学化还远远不够。2003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万多亿。经济增长9.2%。税收2万多亿。固定资产和经济增长利税的增长，不成比例。在哪儿出了毛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管理，有国家的管理、行业的管理，也有本单位的管理。应该说，达到9%的速度，要不了这么多钱。至于能耗比，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万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8倍。有技术问题，有设备问题，有职工素质问题，也有管理问题。这就是管理的重要性。
　　第二，辩证分析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对管理变革的影响。当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管理角度来看，就是怎样去对待和分析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两重性，如何减少负面的影响，强化正面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哪？一方面，带给我们资金。跨国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久旱逢甘霖。于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迅速改变了面貌。这些国家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的四小龙，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后来的越南，都纷纷发展起来。因为随着资金的到来，还有技术与管理。这些国家的国力提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是不好的，第一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与行业的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当今世界上，人们都在追求公平、公正、和谐。可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谐。社会对这种不平衡是有承受力的，但这种承受力有一定限度。就像钢梁，过重了，要弯曲，再过重，要断裂。社会的断裂，就是混乱。跨国资本不是因为热爱发展中国家才来这里投资，而是因为资本与技术在它的本土已经无利可图。资本的特点就是追逐利润，就要在全球寻找最佳的投资地点，寻找最大的投资利润地。像中国最佳的投资地点在哪？是甘肃吗？是青海吗？不是。这不仅仅是地域的问题、交通的问题，还有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他们自然选择东南沿海，所以先开放东南沿海。人可以从西边到东边来打工。这样一来，东部先发展起来。这25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差距拉大了。第二，这些企业在它的本土时用本土的资源，如果有污染，是污染它本土的环境, 现在一律转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污染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无一不遭到破坏，中国也是如此，资源也在告急。第三个弱点，用美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把十九世纪的残酷的、血腥的剥削又召唤回来了。不久前，大家从媒体上都看到了，深圳和广州发生了民工荒。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早就看到，而且向当地提了出来。十多年前，我到深圳去调研，就了解了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资情况、生活待遇，当时很不错呀，那时就五、六百。那时我们的工资也不过七、八百。前年我去了，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资还是五、六百，有的还低。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来：深圳市的产值翻了几番？深圳市的白领工资翻了几番？深圳市的公务员工资翻了几番？怎么打工仔、打工妹还是十年前的水平啊？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西方血腥的剥削制度，但是也出现这个问题了。随着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抓紧，政策一落实，谁还上你那儿去打工。有篇文章说，这是农民用自己的脚提出了抗议。老板着急吧。但是事物是复杂的。如果农民有1000元工资，召之即来。一个500人的厂，工资翻一番，产品成本提高，作为合资企业的外资方，一核算后，就上越南投资去了。因为越南工人的工资只有17美元一个月。不善待工人，这就是跨国资本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在全世界自由飘荡的必然。现在我们要借全球化的机会，借加入WTO的机会，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赚钱。但实质上，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个本质不能忘。WTO的规则谁制定的？是1947年欧洲的发达国家跟美国一起在欧洲制定的。经济的全球化是他们的全球化，通过全球化这个船把他们的剩余技术、剩余资本输送到刚刚独立的国家。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期，仅仅是“半球化”。因为有两个阵营，怎么“全”？剩余资本进不了苏联，进不了中国， 进不了东欧。1990 年柏林墙倒掉，从1989-1991年，世界巨变。壁垒没了，剩余资本才得以在全世界游荡。随着资本、技术、产品在全世界的游荡，超级大国的价值观、文化观也就无声无息地、汹涌澎湃地、势不可当地进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现在全世界的玩具，60%是中国制造的；百分之四、五十的领带是中国制造的。好像是我们中国多了不起，但是，有几个是我们的牌子？还是人家的牌子。牌子本身就是文化。于是一切都商品化了，连文化都商品化了。一切都是标准的、规范的。第四个弱点，现在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包括科技水平，如果满负荷运转，早已超过了全世界66亿人的需要， 包括埃塞俄比亚、刚果（金）那些饿死的孩子，都吃不了，穿不完。但是科技还在发展。科技发展也有两重性。在座的都有手机，有的是两个。这一点比我强，我是没有的。手机的那些功能，弄得中年以上的人晕头转向。要追求市场占有率，于是500万像素的手机出来了，年底三星还要推出1000万像素的，将来什么都在手机里。就那几个键。这就造成了一种追逐时尚的社会心理，出新款就买。是不是极大的浪费？谁都没有想到，今后每年上亿部的废手机怎么处理？美国肯收这些废手机埋在它的土里吗？英国肯吗？德国肯吗？最后还是污染发展中国家。科技已经不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商业的需要在发展。价值观是基础，是动力，所以到发展中国家，就是培养人们追逐时尚、新款。第五个弱点就是极大地浪费人类的资源、毁掉人类的未来。科技都是互相连着的。武器也在发展，人杀人的武器越来越高级。手机的卫星定位和精确制导导弹有什么不同？综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机遇就是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我们敞开国门，欢迎人家来投资，提高我们的实力，但是自主知识产权在人家手里，说停就停，说撤走就撤走。挑战呢？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就是一堆挑战。应对挑战怎么办？世界上只有中国有了深入的思考和先进的理论，制定出一系列用其利、避其弊的政策和措施：第一，东部先发展，其他方面忍耐一下；第二，就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第三，以人为本，关心弱势群体、狠抓三农问题，就是对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抵消。
　　第三，用管理创新去发展传统文化。一个跨国集团要到中国投资，既要考虑地价，又要考虑基本建设的成本价、税收，更重要的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因为税收在加入WTO后都一样，没有选择。地价是一次性的。在30年、50年中，冲到产品里，微乎其微。工人的工资在产品的价格中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关键是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要吸引跨国资本，是靠低工资吸引它，还是靠人的素质吸引它？要知道，跨国资本也在巴西投资，欧洲企业也在美国投资，那里的工资多高？所以，管理水平和工人的素质，今后成为第一要素，这就是管理变革与创新的紧迫性。如果说，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用税收、用地价来吸引的话，现在这个优势已经没了。这个问题相当紧迫。你不改变，人家在改变，你的市场、合作伙伴就会转移走了。比如，由于印度教的文化、英语水平、制度，同样的谈判条件，有些企业就愿意到印度去。
　　造成紧迫性的还有一个原因。基于传统文化的传统习惯，力量是巨大的。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农耕文化的基因。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盯着自己的二亩地。农民的耕作非常细心，一旦老天爷不赏脸，马上返贫，口粮成问题了。给他新种子，不种；密植，不干；果树该打枝了，不打。对新东西，接受得慢。为什么？小农经济力量薄弱，经不起风浪，怎么敢冒险？照老规矩办最保险。到城里了，办企业了，家族管理恐怕就是农业社会的模式搬到了企业。在民营企业，家族管理，老板事必躬亲，造成的随意性很大。自己创业，从无到有；在国有企业，一个濒临破产，资不抵债的企业，经过我们的企业家，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扭亏为盈了，合资了，获得新生了，很不容易，因此视自己的企业如婴儿，如宝贝。另一方面，不肯联合。有了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不愿意投资，害怕冒险，小富即安。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在工作中，在与人交往中，特别是在家里，农耕文化的尾巴有时还露出来。
　　管理中国化是中国管理变革的重点
　　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中国化又是指什么？管理科学就是对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的规律。管理中国化就是把外国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和中华文化进行融合。中华文化就是指国民的心理、社会的习惯和伦理道德。现在提的企业文化，基本没沾管理的边，这是个严重问题。甚至有的企业完全是美国文化，早晚要失败。国力强大不一定文化先进。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这些都包含和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之中。说实话，现代企业管理是西方文化，不是中华文化。中国自古没企业。包括最早的纺织业和侯德榜先生的碱厂，都是西方式的。这种文化到中国来，不过才100来年，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化里生根。西方的文化，也就是工业文化，充其量不过300年，也没有定型；而我们5000年的农业文化早就定型了。二者之间要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靠农业文化救不了中国，靠西方的工业文化也救不了中国，因此只能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学习西方的经验不能只以产值和利润为中心，还要以人为本。企业和单位的管理，现在的主流是在追求西方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好就好在本土化案例研究。MBA讲美国的案例，高收费，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啊，好像拿到MBA就是真正的企业家了。企业家是要学习的，但首先应从实践当中学，要沉静下来，思考、交流、切磋，上升到理论。所以，我对所有学校都以开MBA为荣，所有人都以学MBA 为荣，不以为然。根本问题，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华文化。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是有争论的。2004年10月18日，俄罗斯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季米尔•波波夫写的《文明继承性推动中国重新走向巅峰》。其中一个论题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也会成为世界中心？如果向经济学家问这个问题，他会从1978年起的经济改革中寻找原因；如果向政治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他会从公元前3000年谈起。尽管政治不断变迁，但伟大中国却是永存的。正是由于中国文明的继承性，才得以保留了不方便的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则保留了思想文化的同一性。继承性还有助于适应力的形成。它使中国度过了百年屈辱并加快了经济发展。这是一种意见。另外一种意见，美国《财富》杂志11月1日提前出版的一期，大卫•斯蒂夫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能在科技领域超过美国吗》。他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在主要科技领域不会很快超过美国。中国要和欧、美、日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还需要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作者认为10年也不够， 更长一点也不够。中国朝着科技大国迈进的速度将取决于研究人员如何做到三件事：一、如何把找关系变成对知识人的投资。某个企业家发现某个科学家有本事，给你2000万，你去研究去，失败了没关系，而不是到处请客，要基金，科技拨款。二、把聪明才智的海外移民吸引回国。三、把儒家思想束之高阁。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说儒家思想、中华文明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前途不可限量。一个说把儒家思想扔掉，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的结晶。儒家文化也不只是一部《论语》，由孔子直到宋明理学都是儒家，儒家文化的弱点显而易见，例如强调等级制度，缺乏民主；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至于说轻视技术，这是误会。如果研究了中国的历史，还这么说，这叫栽赃。中国历史说明，对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技术，从来不扼杀。扼杀的是供消费、消遣的那种技术。中国从来不拒绝技术的。在唐代，中国农业科技居于世界的顶峰。中国的种种发明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直到明代，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明代的科技也是世界第一。只不过西方工业化之后，工业化催动科技按几何级数增长，农业社会在地下爬行，才落后了的。不能因为我们近几百年落后，就说中国人对技术是拒绝的。这都是无知或是有偏见。抛开这些，至少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我们应该继承。比如说我们讲和谐。人和人之间要和谐；人和天要和谐（这个“天”就是大自然，包括物质），个人和群体要和谐。论语上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即和谐相处。怎么能相处哪？承认共性，但是允许个性，允许差异性。多符合客观规律呀。相邻的事物有共性也有个性，公元前六、七世纪就意识到了。再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社会上站得住，先帮别人站住；自己发展，也帮助别人发展。西方文化是什么？我发展就把你掐死。要不怎么有经济情报哪？竞争是无情的，但中国是竞争而有情啊。无情的竞争要毁掉整个世界的。企业的竞争靠经济手段，国家的竞争要靠核弹呐。竞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人？全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66亿人的需要。单说中国，我们的服装加工业，我们的食品加工业，如果开足马力，13亿人吃不了，穿不了。前年，我们全国生产的服装是108亿件。平均一个人七、八件衣服。再竞争干吗？就为利润哪。再比如说，我们讲道德。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主席在指出依法治国之后，又提出了“以德治国”，这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一家。这就是中国文化。法是约束人行为的最底线。出了这个底线，就用法来约束，在这底线之上有很大空间。西方文化强调，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尽量朝着富裕、享受去追求。中国文化与之截然不同。至少三百年的西方历史和殖民地的历史证明，单靠依法治国，国是治不好的。 必须依法和以德相结合。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不得了的，是中华文明给全世界的一个贡献。道德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论语里有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哪“三省”？第一条“为人谋而不忠乎？”给别人出主意、想办法是诚心诚意的，当成自己的事情，还是故意挖坑让人跳？第二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的。第三条，“传不习乎？”历史文献学习了没有？也就是间接经验获得了没有。孔老夫子和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并列世界文化的四大巨人，他每天反省这三件事。这就告诉我们，讲道德，要反省自己，也就是自律。儒家提出“君子慎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特别要谨慎。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自己独处的时候要小心，每天反省三件事。再比如，儒家主张中庸。长期以来，中庸被骂，现在看来，中庸是对的。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不走极端，也就是看事物要看两面。这个思想充分体现在《周易》里面。《周易》最初是占卜的书，是道家的。但是儒家作的注，灌输了儒家思想，是儒道合一。看全球化要看两面，看跨国资本来要看两面，看西方的经验要看两面， 看科技现代化要看两面，既给人类带来丰富的产品，又使人类走向毁灭。
　　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怎么充分发挥？我到的企业少，但是我所到的地方，企业文化给人的惊喜之感不多。企业建设企业文化的用心是好的，有很多投入，但事先没有研究什么是文化，没有研究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哪里，没有研究怎样体现这个精髓，用什么方式。应该怎么体现？第一，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员工的仪表。这是一个层次。第二，要有对员工关心的制度。一个员工生病了，或者他父亲生病了，妻子生病了，公司管不管？西方是不管的，但你在中国，你管不管？工会管，老总管不管？部门经理管不管？就挣那点工资，不够了，能不能借贷？等等。中国人很重视这个。第三，要有行为准则，直指人心。老总、董事会、部门经理，在和职工接触的时候，能不能给职工讲讲我们的做人准则是什么？希望大家按什么准则去做？人生到底追求什么？我们要讲讲这些。
　　制定实施管理强国的战略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创新是管理或管理科学发展的动力。应该在实践中创新和在理论上创新，而其根本是实践的创新。理论是实践规律的概括。如果说投资有风险，管理上的创新也有风险。可以先搞试点，试点合适了，扩大，再扩大。第二，创新就突破了原有的规范。规范是过去经验的总结，带着一点对未来的前瞻。完全按规范作，就没有发展。民办学校、民营企业重大意义之一就是突破原有规范，给中国的管理带来新的东西。成功了，再上升到新的规范、新的规律。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第三，要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既有大的环境，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例如把管理和资本、技术，都提升到资源的高度，突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不断出台新的文件也是这个精神。企业的老总也好，单位的领导人也好，也想创新，但有很多掣肘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要怨天尤人。西方300多年了，有时还露出农耕的保守，何况我们刚刚几十年呐。习惯根深蒂固，怎么改呀？这就是中国国情，牵一发动全身，使创新倍感艰难。好就好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战略，有了政策，所以，我常说，中国的事情不能不急，但是做起来又不能急。第四，管理的变革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刚才说到100个案例的研究，我已经说到了，这只是一期，或首期，或启动。将来可能十期、二十期，但前期的都留下痕迹，是一种档案，是一种历史。既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既然走上了管理的岗位，作了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没有回头路了，就要一直走下去。这也是我的希望，希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走向世界。
　　这次会议，体现了管理科学院的成果：国家项目、联合攻关，既出了案例资源库，建立了共享的机制，也出了人才。这人才只是参与者当中的精英，我所希望的出人才是还要培养年轻人。将来恐怕也还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要出成果，出人才，那末高校的管理教育内涵到底是什么？形式是什么？恐怕没有现成的答案。管理科学本身就是新的，管理教育更是新的，在摸索。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有效就好。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方向定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管理教育、管理科学，企业领导人管理本单位事务不能忘记的。我常常想，什么时候，中国到外面去讲学的不再是一个张瑞敏，而是讲师团，几十个、上百个讲师团。中国也在外面开系统课程。那时叫CMBA, C是China。让他们也花多少美元、多少英镑来学中国的。但是我想，那时我们的教授、企业家去讲课，绝不会说你们必须这么办。我这只是中国的情况，你们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管理科学，全世界有普世性的规律，但是也有因事、因人、因地不同的管理规律。只想到“同”而没想到“异”，非碰壁不可。现在每年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总理、议长到中国来，来了很客气地说我们是来学习的，学习你们经验；原来我们以为只有美国那条路才能让国家发展，现在我们发现在东方有另外一条路，你们的经验更适合我们。由这我想到，我们有丰富的实践，凭着中国人的聪明，一定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也就是管理本土化、中国化。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的管理科学一定会走出国去，把我们的经验，向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介绍。我们那时候的水平，一定高于现在不管哪个名牌大学办的MBA。这就是中国的管理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贡献。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出成果、出人才和走向世界密不可分。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